音乐声从教室传出来，声场就不一样了，粗粝的音响经了一道门、一道墙和许多空气，也好像被轻轻地滤了一遍，显出青春怀旧片里加了柔光似的电影感。穿练功服的小姑娘，两两坐在健身球上，身子随着音乐的节奏一摇一晃，不说话。谁也不知在想着什么，谁也不朝一旁的教室里瞄一眼。教室被挤挤挨挨的家长包围着，低头看手机的眼睛，老花的眼睛，健康而虚焦的眼睛……
我盯着她们，想起1936年老舍笔下的“理想家庭”：七间平房、大院子和无可挑剔的一妻一儿一女。“太太管做饭，女儿任助手——顶好是十二三岁，不准小也不准大，老是十二三岁。儿子顶好是三岁，既会讲话，又胖胖的会淘气”。不过，恐怕连这些好听话儿也不曾想到，自个儿竟能从几十年前的故纸堆一直吃进今天好些人的头脑身体，而依旧被喂养得生动鲜活。老是十二三岁的姑娘长不大，若是长大了，会不会有一天也会向父亲发问：你的理想怎么说的都是别个，不是自己？
我盯着她们，想到中国画里的婴戏图。可是她们比婴戏图要好，因为婴戏图里，无论是两小儿逗花猫、“推枣磨”，还是百子嬉春、妇人浴婴，画的都不过是作画人和看画人的欢喜；而她们是她们自己，此刻或坐或卧，全凭自己高兴，不必有幸入谁的画卷，代替任何衰朽的身体唤醒青春。上帝视角的人总是最可悲。正如《摔跤吧，爸爸》里那位父亲，强迫女儿练习摔跤，看似是为了让她们争取和男性一样的权利和自由；但当女儿们初尝平等自由后，却日益发现为她们打开新世界大门的父亲实际正是那道门本身，而它甚至从来没有敞开过。在桎梏之中，它并没有为生活带来更丰富更美好的可能，除非她自己走出去。
啪嗒，啪嗒，教室里跳舞的孩子不说一句。封闭的房间里从晨曦到余晖都是一样的日光。啪嗒，啪嗒，坐在健身球上的小姑娘不知何时闭了眼睛，好像不跳舞时音乐才走进心里，好像闭了眼才看得见比四壁更广阔的天地。一种让人羡慕的沉静，霜一样落在少年脸上，化了，渗进皮肤里，成为自己的东西。一个时代的焦虑与她们毫不相干。
曾经很不喜欢以儿童视角取巧的作品，以为是种逃避。人们都熟悉那种从孩子到成人再回到孩子的路：成人生活中不为所察、无从明讲、无力违抗的种种，以孩子之眼打量，的确另有一番诗意；但它的过度包装同时也使视觉模糊了，真正的矛盾反而止于懵懂困惑，成了没有出路的纠缠压抑，或是一种虚伪的释怀。不够诚恳，又缺乏真正成人式的反省与思考，孩子只能成为一个解决方案，一个理想的套路。而真正的举重若轻，是干脆回到孩子澄澈的心。它更像是某种化学变化，就连沟壑纹路也有其稳定的内在结构。做不到这些，只是哈着腰地借儿童的眼与口说自己想说的话，再精致细腻也不过是不堪重负下的技巧罢了。
也许自我的发现与实现都是困难的，人才会把自己的理想投射到别人身上去发光。这个别人，若不能在现实中，就逃到想象里。单身汉佩索阿没有孩子，他的理想便分散在那些“不存在的名人”的投影里，以至于用“72个面具”为自己精心组织了另一套世界秩序，与他们书信往来，评论各自的作品，以不同的身世、个性、风格、立场分享着彼此的生命情境。卡埃罗、坎波斯、雷耶斯……他们于是也成为他的作品，另一种形式的孩子，并在他的诗集《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》中友情出场。他说，“我是我想成为的那个人和别人把我塑造成的那个人之间的裂缝”。
音乐没有停顿，本就谈不上轻盈的啪嗒、啪嗒已显出疲惫和沉重，舞蹈老师的口令淹没在粗放的呼吸里，远得像听不见了。突然，一个姑娘站起来，说：“下课了，我们回去吧。”她们便轻快地站起身，一溜烟儿地跑去了。只有健身球还在原地摇摇晃晃，每一个晃动都踩不到点儿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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